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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谈“政务公开”与“信息公开”的异同
时间: 2019-05-30 14:22
《日报》5月23日第17版刊载了姜明安教授的《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》。此文认为政务公开在公开的主体和内容两个维度上大于信息公开,并提出政务公开有比信息公开更广泛

  《日报》5月23日第17版刊载了姜明安教授的《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》。此文认为政务公开在公开的主体和内容两个维度上大于信息公开,并提出政务公开有比信息公开更广泛更多层面的意义,之后获益匪浅,启思良多,然亦难免白璧微瑕之憾,部分内容可待商榷。

  姜教授在文中论述道,“‘政务公开’的‘政务’是指整个国家公的运作,包括决策、立法、执行、监督的整个过程。在中国,政务的主体不仅包括,而且还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。而‘信息’仅指作为国家公一部分的行运作的信息和行运作获取的信息,其主体只是行政机关,不包括立法机关,更不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。”这里,姜教授将“政务”之“政”作广义理解,即指整个国家公机关,甚至还包括执政党,却又把“信息”之“”作狭义理解,即仅指行政机关,如此理解当然能得出“政务公开”比“信息公开”的公开主体更大的结论。

  我认为,“政务公开”之“政”应作狭义理解,仅指行政机关,不应包括立法机关、司法机关等其他和执政党。如此理解的主要理由:一是与《政务公开意见》将政务公开主体限定于行政机关相符,不会与之产生抵牾;二是与信息公开中的“”都作狭义理解,保持概念理解一致,为比较分析奠定基础;三是符合党政分开的要求,党的工作事务的公开有“党务公开”这一专门称谓,且党务公开由中国负责推行;四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公开自有“立法公开”和“司法公开”,且以来最高法主导的司法公开进程加快,有目共睹。因此,“政务公开”应当仅指行政机关工作事务的公开,其公开主体与“信息公开”是一致的。

  姜教授关于“政务公开”和“信息公开”其它诸方面的精到分析给了笔者许多有益。笔者认为,两者的区别与联系还表现在以下方面。

  概念界定上,信息公开更明确。政务公开尚无和法律法规的权威界定,学术界也莫衷一是。按照一般的理解,政务公开可指行政机关依法公开行政事务的信息和活动,促进参与,接受社会监督的行为。“信息公开”则有相对明确的权威界定。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将“信息”定义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,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相应地,信息公开就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条例及其相关,对信息进行公开的行为。

  范围上,政务公开更广泛。政务公开不仅包括行政履职产生的静态信息的公开,还包括行政运行全流程、政务服务全过程的动态活动的公开,其中动态活动公开的内容可能是转瞬即逝、未能保存的表情、动作、声音等;而信息公开仅涉及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、现成的、静态的信息。政务公开不仅要求结果公开,而且决策和执行过程也要公开,不仅有事后的公开,也有事前和事中的公开;而在信息公开中,处于讨论、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予公开,只有事后的结果公开。可见,信息公开是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,政务公开比信息公开的外延更广。

  方式上,政务公开更多元。两者都有公报、网站、新闻发布会、、公共查阅室、资料点、信息公告栏、电子信息屏等公开方式和途径。而政务公开还有信息公开所没有的方式和途径,例如开展政民互动,向社会公开征求决策方案的,举行听证会、论证会,邀请各方代表列席决策会议等。

  规范性上,信息公开更成熟。政务公开还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确,只有部署了工作要求,许多工作还在摸索阶段,规范性较差、成熟度较低;信息公开已纳入法制化轨道,公开的主体、内容、流程、时限、文书等都有较为具体的,规范性较好、成熟度较高。

  救济途径上,信息公开更完备。政务公开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,暂未法律救济途径,一般不会引发行政复议和诉讼;而信息公开既有内部监督,还设有法律救济途径,可能引发行政复议和诉讼。

  此外,两者还有以下不同:政务公开可对某些信息进行汇总、加工之后进行集中公开,还要求进行政策解读,而信息公开一般不需要对信息进行汇总、加工或重新制作;政务公开没有依申请公开事项,都属于能动性工作,主动性和灵活性较强,而信息公开设置了依申请公开事项,由对申请人的申请件予以相对被动的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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